徐浩东说:“我么,是典型的野路子。一方面,我读的是师范专业,奔着当老师这个稳定职业去的,学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,还是为了讨好岳父岳母,他们一个教宏观经济学,一个教微观经济学,我不得不兼学兼收。另一方面,我十二岁就摆地摊做小生意,什么赚钱就卖什么,所以我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就少,甚至没有固定思维。”
田玉青点着头说:“有道理,成长环境的不同,决定了你我的不同。”
“还有一个原因。”徐浩东说:“庄子达说,云岭市这十多年的发展,如果说市委市政府有功劳的话,这部分的功劳主要要记在我的头上,其实他是大错特错了。”
田玉青哦了一声,“这话怎么讲?”
徐浩东说:“天时地利人和。首先,庄子达忽略了政策的作用,这是天时,这是成功的基础。其次也是主要的,是地利,云岭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,不发达实在是说不过去。还有就是人和,大批云岭籍的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,改革开放后带来了无数资金和商机,以及云岭人上千年形成的海纳百川的传统,我仅举一例,现在每四个常住人口中,有三个是外地落户者,但很少发生过这方面的矛盾冲突,这是我们云岭最大的魅力。”
田玉青说:“你的意思是说?”
“运气,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”徐浩东说:“我恰好身处云岭,恰好了解云岭,恰好又处于体制之内,恰好又有点权力,恰好又有所谓的经济均衡动态理论及其数理模式,所以我成功了。但是,但是啊,一个具体的理论,这里成功不一定在那里就能成功,今天成功不一定明天就能成功。”
田玉青说:“这话有些道理。”
徐浩东说:“再比方说,刘建伟同志的山区生态循环经济理论,目前在青山山区是如鱼得水。但在其他地方就不一定适用,因为青山山区有八百多平方公里,具备一定的规模,因为青山山区的生态没被破坏殆尽,因为有充足的资金支持,因为有条件将青山山区的人口和工业转移出来。总而言之,各种有利条件凑在一起,才能让山区生态循环经济理论大显身手。”
田玉青点着头问:“实话实说,如果是我主政云岭,并按照我的思路,我会成功吗?”
“不能。”徐浩东的回答直截了当。
“嗯,为什么?”田玉青问得淡定。
“宏观经济学讲究调控,主要以商品经济为主,其极端情况形同计划经济。调控二字,调是调节,这没问题,控是控制,这是问题。我看过你的不少文章,你主张调控,而且以控为主,这也许在东三省适用,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也行,但在云岭不行。云岭以私营经济为主,外资、民资和合资企业创造的GDP,占全市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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