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金瓶梅》明代刻本,发现于山西介休和平遥,曾经轰动一时。
然而百年来,学者提出《金瓶梅》的可能作者多达五十多位,王世贞、李开先、李卓吾、徐渭、屠隆、汤显祖等几乎个个“榜上有名”。
一本书出现这么多作者,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观,被誉为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。
作者留下如此之“奇书”,却要隐去真名,只抛下一个“兰陵笑笑生”的化名,就连作序者、作跋者用的都是化名,不露玄机,原因倒是很好解释。
一是明初把小说家列为二十二种“奸顽之徒”之一。永乐后更是变本加厉,敢有收藏“不良杂剧词曲”者,便要杀头或杀全家,自然没几个作者用真名。
二是《金瓶梅》全书愤世嫉俗,借宋骂明,其批判犀利而又露骨,肯定难逃被禁命运,怕也只能用化名。
三当然是《金瓶梅》的内容了,车速开得太快太猛,放在哪个朝代都属禁书系列,作者当然不会用真名。
但有一点得到大多数人认同,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最大可能是山西人,成书时间是嘉靖至万历年间。
有人说是孔天胤写的。
也有人说是王家屏写的。
反正两个都是山西人。
无论是孔天胤,还是王家屏,提出《金瓶梅》极有可能是山西人所写,当然不是毫无根据,更不是山西人为山西脸上贴金。
提出作者是王家屏,朱翊镠记得是这样分析的。
从情理上讲,《金瓶梅》是以山东为写作背景,人物也主要是山东人。按照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习惯,假如山东籍贯的作者,把山东男人写成淫棍,把女人写成**,恐怕有悖情理。
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习惯,包括各位作家的写作心态,只愿以家乡的英雄为荣,而不愿以家乡的恶人为耻。
所以,再愚蠢的作者,也会来一个伪托,不写自己的出生地。
而《金瓶梅》,全书只写了两个山西人,一个救了无辜者一命,一个促使恶人死亡。
《金瓶梅》这种贬鲁褒晋的倾向反映了作者很可能是山西人。
从地理上看,《金瓶梅》尽管是以山东为背景,但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却非常模糊,而对山西的雁北倒十分熟悉。比如本应描述周统制去山东高阳关防守,却由于作者笔误,写成了作者熟悉的家乡雁门关景色。而从书中描绘的房屋建筑布局来看,实属典型的山西雁北地区的风格。
甚至连骂人的话“毛司的砖儿——又臭又硬”用的都是雁北的歇后话,雁北人至今称坑厕为“毛司”。
另外,《金瓶梅》中的衣着也有雁北特点,如皮袄、毡帽等,特别是有雁北特点的“腰子”,这种衣着即便是山西其它地方也十分罕见。
另外,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方言文学巨著,全书地方色彩很浓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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